普惠金融的概念自2005年由联合国正式提出后，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的重要方式。事实上，此前全球范围内的普惠金融探索已有数十年，可以说为金融平等及人类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其中，最广为人所知的便是尤努斯在孟加拉的实践。

在中国，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世界银行对多个国际援助机构在我国开展的扶贫项目进行配套贷款，可以被认为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雏形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发展及金融实力的提升，普惠金融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。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最新发布的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7年末，我国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.99%，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.74亿元，覆盖全国1521万户小微企业。

单从数据层面看，多年来的普惠金融发展成果喜人，但上述报告同样指出了当前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系列问题及挑战，在金融资源配置、金融服务质量、金融基础设施、金融消费素养等层面之外，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尤为引人关注。

近日，在零壹财经·零壹智库于北京召开的普惠金融专项闭门会议上，“普”“惠”“险”三方之间的平衡艺术及可持续发展之道被作为主题进行探讨。

积木盒子CEO谢群在会议上表示，依托于互联网开放、平等的特性，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的加持，互联网金融在诞生之初似乎就具备某种意义上的普惠基因，作为国内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一部分，近几年来，其在“普”与“惠”的双向发展态势似乎也越来越明显，主要表现在于，越来越多的“零征信”、“弱征信”用户开始真正享受到了高效率、低门槛、低利率的信贷服务。

一份来自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针对旗下会员单位的调研文件显示，仅2017年，仅通过积木盒子一家平台流向小微和三农领域的借贷资金就高达15.68亿元，涵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。

针对普惠金融的本质，谢群进一步阐述，在他的理解中，普惠金融是指立足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，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提供适当、有效的金融服务。

作为一个拥有学术背景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高管，谢群用了一个等式来简明扼要地解释这一概念：收益=件数×定价-损失+其他，件数表示“普”、定价表示“惠”、损失表示“险”。

然而，从企业的角度，谢群指出，一个商业机构既要做“好事”，又要保持一定的盈利，需要从量、质和价三个不同维度进行拓展和再平衡。

之所以说再平衡，是因为任何一个金融企业在这个过程中，直接面对的就是普惠金融的“不可能三角”，也就是说，市场上不可能永远存在大量、廉价且风险还很低的资产。

因此，在这个基本规律面前，到底选什么样的目标函数，是实现客户尽可能广、还是回报尽可能高、还是风险尽可能小？企业需要在这三者中进行取舍与平衡，同时需要兼顾社会利益。

谢群认为，对于同时要做到风险可控和财务健康的机构来说，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普惠金融。而技术层面的不断迭代升级，能帮助把这个“力所能及的范围”拓展得尽可能大。

技术的应用，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大大提升了运营效率，为用户提供广泛而利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，这一点在天弘基金与蚂蚁金服的合作成果“余额宝”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积木盒子也可以用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时间来完成银行、小额贷款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实地尽调、决策、放款的业务全流程。

必须看到的是，技术对效率的改造永无止境，新一代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正源源不断喷涌而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普而惠的金融是有可能实现的。

对于当前的积木盒子而言，所谓的“力所能及”已然让人十分欣慰：截止2018年10月31日，累计成交金额530亿，服务全国用户428万人。

庞大的金融服务体量之上，另一种更“纯粹”的普惠金融实践，正在积木盒子平台上发生。

2017年10月，一种被称之为“自担风险”的项目问世。谢群介绍说，这是一种完全去刚兑的项目类型，积木盒子的做法非常谨慎，在项目中做非常详细的风险披露，也会更充分地对投资人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教育，并且在系统设计上对投资人的这类投资做强制分散管理，但最终也需要投资人自主选择、独立决策并且承担风险。

到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，项目累计交易总额4183万元，累计服务项目数量906个，相对积木盒子整个平台来说体量不大，但这是行业内少有的真正纯粹且普惠的项目尝试，一个人的钱能直接帮助另外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企业，解除困境、改善生活甚至实现梦想。

什么是理想的普惠金融？

马云曾谈到做公益与做慈善不同，做公益不仅关于意愿，更关乎能力，打造商业设施进行福能，是帮助普通人高效、持续、有尊严地追求更好生活的最佳选择。

某种程度上，普惠金融亦是如此。一家理想的普惠金融公司，需要在照顾弱势、提高效率、增加覆盖、控制风险等多个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平衡，这种平衡式的可持续发展关乎意愿也考验能力。而科技，也许就是打开这扇能力之门的钥匙。

业内持有这种想法的并非谢群一人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指出：“在中国、肯尼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证明，依托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，可以帮助受惠主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、成本可负担性以及供需可匹配性，从而为破解全球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较可行的思路”。